灵岩圣火：鹰视下的公祭与世界传承

  ——林昭四十年祭

灵岩高处自由风：林昭与谭天荣

　　“我就是！”

　　电话那端谭天荣先生干干脆脆又清清脆脆的一声，着实吓了我一跳：

　　这就是毛泽东半个世纪前钦点的北大右派学生领袖——当年毛年轻的小老乡？！这就是曾与林昭患难苗圃、倾心相吸、天涯复天地的知己“弟弟”？！这就是昨天我还在天益首页《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中细细摩娑的“原上草”？

　　林昭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学，更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良心、勇气和骄傲”——这就是四年前林昭的骨灰的下葬仪式上，飘荡又永远刻录在灵岩中的那个声音吗？

　　如沐灵岩高处自由、年轻的风！而前不久我才刚刚祈祝过林昭的75冥诞呢！是的，任是“春风野火”，还是胡杰的影像，都禁不住我这一声惊问：

　　“咦——谭先生，您的声音怎么这样年轻？”

　　仍是一阵天马行空的蹄音：

　　“呵呵，退休了，一个人的家自由自在，身体第一！得活得好好的嘛！——我正做着理疗呢”……就住在青岛大学里面！”

　　“怎么？先生也与沈泽宜先生一样还是单身？读您那么多文字，可读不出这一点来啊！”

　　“读得出来岂不成征婚广告了么？”谭先生诙谐极了：

　　“呵呵，诗人嘛，自然追寻浪漫、年轻…..他（沈泽宜）单身的理由可与我不同……”

　　电话里第一次和张元勋、沈泽宜先生对话，多是我说，而他们的应答简约得不能再简约。同样彼此陌生着谭天荣先生呢，我打过去的电话，却不息奔腾着他的话语，还不住挑刺着我：“住那么久北京，（甘粹住的）老虎洞都不知道？那老舍写的龙须沟知道不知道？！”“我1935年生，你呢？……那怕就还算不上是两代人嘛！”

　　依然年轻的真挚、率性与诙谐！依然的年轻！与年轻一道掠过脑际的，是23岁的谭天荣与26岁的林昭在苗圃里消解着苦难的青春的厮守与撞击，是他在《寻找林昭的灵魂》中面对胡杰的：“我同林昭，是两种不同的思维类型……”

　　通话氛围中始终浸润着一种大哥哥似的亲切……

　　是啊，算起来至少五、六年了吧，与胡杰《追寻林昭的灵魂》中的音容相比，影像中的张元勋先生谈到当年谭天荣的“第一株……第六株毒草”时，左手不住地往复上戳：那是火炬手对火炬手形象忘情的再现，那是张先生回顾中依然燃烧着的“五.一九”激情，那也是一个七旬老人昂扬着的生命力啊——至少在我看来，比起胡杰影像中痴痴看着笼中鹦鹉唤“小姐”的甘粹来，五、六年前张先生可精神多了——尽管甘粹又思恋又无奈的神情里，沉淀着同一个血肉的林昭与巨大的历史沧桑；可前天电话中的张元勋先生，声调里却透出一种揪心的苍老与疲弱——尤令我不安的是，张先生也许是在床上接听我的电话的啊。

　　即使在胡杰摄影机前，谭先生又何曾有过丝毫矜持？而此刻一边做着理疗、一边接着电话的他，连话语的节奏，都是那样年轻，那样奔突，那样充盈着独往独来生命的活力！

　　感染得我也终有一次逮住了记忆，索性插问起毛泽东钦点的另一个（人民大学右派学生领袖——林希翎来：《圣诞之夜：林希翎大姐——您好！》我的姊妹篇只上网一篇，据传中国这最后一个大右派就流落美国、贫卧医院，竟翼安乐死！好不揪心！“不知是否回了法国？先生知道她的近况吗？”

　　谭先生说他也不清楚。

　　“谭先生，好像陈（奉孝）先生回忆文章中提到过，林希翎特地到青岛来探看过您的，还......？”

　　我心里想的却是：在野百合花开着的延安，毛泽东盯紧的只是一个王实味，百花齐放的1957，毛泽东左盯北大的谭天荣，右盯人大的林希翎，可伟大的阳谋家又何曾料到，五十五万中的桀骜之极竟会是红楼里纤弱的林妹妹！

　　并为学界骄子、五七双雄！谭先生对我关于林希翎提问的回答，却简练得几近“敷衍”，以致更使我直感岀林昭在他的心头之重。谭先生甚至坦告：“实对你说了吧，只有两个人最了解林昭，除了我，就是林昭苏南新专的同学倪竞雄！可是她的电话我连同一个电子记事本一道丢了，我宁肯丢几千块钱也不愿丢那个本子！”

　　想来谭先生的“年轻”，正是折射着青春如此沉重的铭刻啊……

　　就是极其自然的了：谭先生最“年轻”的所在，还是在于他“五.一九”执着至今那种一以贯之的青春而叛逆的探索中！

　　如果说，五四属于叛逆的青春，而五一九的火种来自五.四，那么，五.四89年了，五．一九也51年了，73岁的谭先生依然在独往独来着五四年轻的叛逆！这是一矩依然燃烧着的五.四——五.一九的青春之火！

　　为慰藉林昭的第四十个祭日，我怎能不走近这样的光焰？！

　　“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四年前，谭先生在灵岩山上这样礼赞着林昭：

　　“你是女中丈夫，你是巾帼英雄。你是剑，你是火焰。你是新时代的秋瑾，你是体制外的张志新。不！你就是林昭，你是无与伦比的林昭。”

　　其实，在对林昭这样的礼赞的深处，也能听出一个血性、理性又韧性的男子汉的誓志——他用沸血的语言，在灵岩高处，告诉中国：他毕竟也无愧是她的弟弟；他们属于同一个沸血与风的故事——同一阵自由的风，永恒的自由风！林昭不是这样呐喊着走向普世与基督的生命涅媻的吗？——“‘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

　　这个人至少是她的这个弟弟！

　　看！沉淀着没有情节的生命之痛的谭天荣先生，依然五一九般执着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五一九般执拗于他“1895年否定”之再否定的跨世纪求索——探索世界震荡、中国特色与生命际遇，探索皇权、贵族、与暴君统治下人人平等的“继续革命”乌托邦。是的，与其说他在辨析王若水的价值疑阵，与其视他的《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为争锋谢韬，不如说这是一阵自由风——自来自五四、吹向未来历史深处更深处的自由风！……

　　谭先生以《第四株毒草》宣告“‘五．一九运动结束了”的时候，是22岁。那篇悲怆宣言的结句，是雪莱的诗句：

　　“冬天如果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看似谭先生与谢韬见解迥异，其实，白发的纠缠中，正是冬天里青春而叛逆的探索与翘望在延伸——在这样的意义上，‘五．一九运动没有也不会结束，对于110年北大与5000年的帝奴中国，五四——五一九依然“可叹可悲”的年轻着，依然在白发苍苍的谭先生与谢韬老师们朝气蓬勃的拓进中——像谭先生笃信与执着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那样永远年轻！

　　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既然正如谭先生四年前在灵岩高处所感叹的，冬天的退却，“还很慢很慢”，春天的降临“还很远很远”，既然五.四——五.一九炬光里所有的探索都归结于科学、民主、人性与正义，那谭先生就可以也应该自慰——他是一个孤独、狂傲、执着而永远年轻的探索与守望者；他所有没有情节的故事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最鲜明的理想主义情节：作为五四火种——五一九火炬手执拗的年经。

　　“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消融极权与奴性浓黑而血腥的阴影的，必是同一轮春天的月亮！所以还是在雪莱的诗韵里，谭先生未必同意，我却要说，他与谢韬在学术争锋中所抵近的，正是林昭在提篮桥浓黑的铁窗里所翘盼与呐喊着着的同一个“春天”！

　　就是为了这同一个春天，

　　就是为雪莱诗韵里春天的慰藉——

　　在龙华开着桃花、灵岩山安息公墓为第四十个林昭祭日装着摄像头的日子里，我寻找而贴近着林昭的挚友们、同学们——永远“年轻”的前辈们。

张鹤慈：毛泽东那一声蒋委员长万岁

——十四岁的我眼中的反右斗争

     *祖父又谈到，他亲眼所见的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去四川重庆，他刚刚出了飞机，一露面，就是“声嘶力竭”的一声蒋委员长万岁。

    *储安平成为了右派，他虽败犹荣。

    *我仍然记得储安平六十年前的话：“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

    *今天，我等待着，另一些不识时务的人，再一次说出，这自不量力的话。         

                                         一

        反右高潮已经过去，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大字报中，出现了一张针对我父亲的大字报：“张宗炳，你说过，我的朋友储安平。”

       “我的朋友是储安平”这么一句话，真的没有办法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联系上。但这样的一句话，的确就可以制造出来一个右派。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谭天佑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他的哥哥是谭天荣。

        生物系跟着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有几张：张宗炳为什么会有大右派的朋友？张宗炳为什么会叫大右派储安平为自己的好朋友？

        家里还真的紧张了一些日子。因为不久以前的《人民日报》上，在对“章罗联盟”的批判中，多次点到了我的爷爷张东荪，文章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我的父亲，确切的说，是提到我父亲的家：外交部街一号。

        因为当时我爷爷住在城外，每次进城会见朋友，都在我父亲家。那时的外交部街，经常被小汽车，黄包车挤的水泄不通。四九年后，留在大陆希望和中共建立联系的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乐伯（Clubb）也是经常在我父亲家和民盟的人见面，一起幻想离间毛泽东和斯大林，扶植第二个铁托。

        父亲躲过了反右这一劫，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在贴出指控我父亲的大字报以前，北大右派的指标早超额几倍的完成了。二是我父亲一贯的小心谨慎。

        四九年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加上我的祖父出事，本来就老实的父亲，更加谨言慎行了。但5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小阳春，父亲也有些得意忘形。之所以后来没有闯祸，这要感谢我的祖父。和储安平见面后的兴奋，被我祖父的一盆冷水浇醒了。 父亲和储安平的见面，是一次很偶然的事。父亲和母亲在等公共汽车，从车上下来的，正好就是储安平。

        父亲和储安平的友情，可以追溯到光华中学。虽然他们不是同班，也不是同级。但都是学校的活跃人士，所以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另一个朋友，是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的沈昌焕。

        镇反、肃反，镇的、肃的朋友之间都不来往了。父亲和储安平不止是不再见面，连书信的往来也停止了。所以连储安平最近刚刚结婚，我的父母都不知道。

        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特别是在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下。马路上两个人谈的很热乎。父母邀请储安平和他的新婚妻子，一起来我家。

        和小时候外交部街时的门前车水马龙相反，北大中关村153号真是门可罗雀了。当然，每年春秋，到我们家看花的人非常热闹，但最多也就是在院子里打个招呼。所谓的客厅，早就应该重新正名了。

        储安平夫妻下午准时到了我家，他们来我家以前，去了北大。我们兄弟几个按照规矩见过客人，就被轰回自己的房间。

        当我们正在离开时，储安平还没有坐稳，就听到他问我父亲：老太爷怎么样？现在还写什么？（因为间隔五十年，记忆不准确。我尽量恢复原貌。后一句话是否一定有，我现在不敢肯定。下面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也会说明。）

        家里来客人已经是很少的事，而开门见山的就问候我的祖父，对我更是新鲜事。祖父被软禁，很少有朋友来往，也很少有人提及了。当时祖父的状况，用我改过的孟浩然的诗是：不才弃“明主”，“多病”疏故人。所以储安平的这句很平常的话，让我印象深刻。

        父亲和储安平之间的谈话，我们兄弟都没有听到。后来，是从父亲和母亲、和祖父母的谈话中了解了一些。

        当时，每个星期天，我都去北大的岛亭新华书店看书，然后去北大朗润园178号我的祖父家。这次我是专门报喜的。我把储安平来我们家和问候祖父的事告诉了祖父、祖母。

        储安平要来我家的事，祖父已经知道。对储安平的问候，祖父还是有所触动，但我不记得他对此说了什么。他倒是谈了和储安平的交往，和《观察》的一些事。那时我只有十四岁，对这些事没有怎么注意听，当时就没有当作一回事，今天就更是一点也回忆不出来了。

        下面一些事我还记得，父亲在我之后，也到了爷爷家。父亲是兴冲冲而来，谈话主要在父亲和祖母之间，祖父说的很少。

        储安平当年是意气风发，虽然他不可能有对共产党取而代之的想法，但想作为一个认真的反对党和反对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想法肯定是有的。父亲感慨，自己身在北大，还不如储安平了解北大的鸣放情况。储安平对北大每天大字报的数目，都很清楚，对一些有分量、有见解的大字报，也很清楚，谈起来如数家珍。当父亲谈到储安平的党天下，我记得祖父的回答是：你已经谈到了天下，下面还能再谈吗？（同样是记忆不能恢复原貌，可能还有：人家会和你谈天下？）

        我当时感到吃惊，是因为爷爷刚刚不久前在和奶奶聊天时。谈到党天下，对储安平是十分赞叹。几年后，我才明白祖父为什么会同时对党天下，有两种似乎相反的评价。

        关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我不能肯定是否是当时我的祖父说的。可能是当时回答我的父亲，也可能是后来和我单独说的。我记得祖父对“双百”方针，是引用了两句黄巢的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当时我并不知道，诗是黄巢写的，当时第一句也没有记清楚，但对“我花开后百花杀”是记得清清楚楚。

        另一个是谈到整风，谈到不能相信毛泽东的话。当时祖父是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后来祖父和我谈起毛泽东的不可信的话，我写在这里，作为参考和补充。

        祖父说：看毛泽东绝对不能看他写的。他是从来说话不算数的。看他的文章里还会觉得是那么一回事。

        祖父又谈到，他亲眼所见的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去四川重庆，他刚刚出了飞机，一露面，就是“声嘶力竭”的一声蒋委员长万岁。祖父当时没有用声嘶力竭这个词，但作了一个声嘶力竭的姿态去模仿毛泽东。

        从飞机下到机场，三步就是一声蒋委员长万岁。我当时的想法是，你既然已经看到了毛泽东的表演，为什么后来还会上他的当，真的相信他说的不会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会搞什么自由，民主的新民主主义？不过我没有好意思对我的祖父说出来。

        祖父后来回书房了，父亲和祖母谈了很久。说的是什么，记不清楚了。反正祖母的话，翻过来，倒过去，就是什么话也不要说。

        同样的话，祖母和我的二叔也谈过。二叔更让人担心，因为他太不懂人情世故。也用不着和我的二叔谈什么党天下或双百鸣放，也不可能教会他在公共场合如何说话。对我的二叔，只是告诉他什么也别说就足够了。

        什么也不说，不论是欢迎还是动员，不论是邀请还是拜访，反正是空城也罢，实城也好，老夫是不进去了（“空城计”里的司马懿语）。不管你是阳谋还是阴谋，什么有分量的话也不说，什么有内容的意见也不提。这就能够逃过反右这一劫。

        李滨声的漫画“好干部”画的是一群没有嘴的人，为了这张漫画，他成了右派。但他漫画中的没有嘴的人，的确能够逃过反右。

        的确能够逃过反右，但绝对逃不过文革。储安平的党天下，共产党饶不过，张宗炳的独善其身，共产党同样是饶不过。

        反右导致了大跃进，大跃进导致了反右倾，反右倾导致了文革。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反右？

        四九年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导致了反右。说的更早一点，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导致了中国这一系列的人间悲剧。

        还可以追溯的更早吗？当然，二十世纪是世界民主潮流中，反民主的逆流猖獗的世纪，可怜的中国人，先天不良的缺乏民主和科学传统，又正好赶上马列主义的病毒的泛滥。伪民主和伪科学比没有民主、科学更可怕。

        今天，有一种简单的划分方法，就是49年后，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先知先觉，是民主自由的贯彻者，而四九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中共的帮凶，帮闲，要不就是头脑简单的书呆子，上了共产党的当。

        先说四九年的国民党，即使在本质上强于共产党，但当时所作所为绝对不如共产党，否则也不会这么快的把江山丢了。台湾的民主化是后来的事。

        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这里当然有出于无奈的一面，但对象我的祖父、象储安平等人，出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国民党撤出大陆前，蒋介石几次请我的祖父带全家去美国。这些人留在大陆，不是不得不为之，而是经过思考后的决定。

        四九年，中共是许诺成立联合政府，许诺不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搞新民主主义。当时的美国，也没有放弃和中共建立联系，准备放弃国民党政权，希望出现一个相对中立的中国。美国也同样对中国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寄予希望。如果不是金日成的朝鲜战争，历史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说民盟等民主党派是中共的帮凶，就是承认民盟等还是有一定的实力。49年的自由知识分子，是应该拱手将一切交给中共，还是应该努力去尝试一下？民盟当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这些民盟的头头脑脑都一跑了之，那么，这些民盟的基本群众怎么办？从二十年代到四九年，中国已经辛辛苦苦积累的民主的元气，难道就听之自生自灭？民盟中，至少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希望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相对中共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组织力量，民盟活动的空间和走自己的路的希望的确是近似于零，但即使知道成功的机会渺茫，谁又有权轻言放弃？谁又忍心轻言放弃？

        在国民党时期，储安平办《观察》时说：“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这句话，同样可以解释我的祖父和储安平等人在四九年前后的态度。

        五七年六月一日，储安平在“党天下”的发言中说：“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土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储安平的党天下，翻开了中共的旧帐：（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之下的联合政府――引自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共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毛泽东撕毁了自己写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毛泽东至少四次对草案稿进行了精心修改，改动总计达二百多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我的祖父张东荪和储安平一样，都是当年毛泽东发表公告的见证人。不过只有七年多，白纸黑字上的纲领文件中的“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在储安平的党天下的照妖镜下原形毕露：毛泽东用一党独裁的党天下，替代了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四九年时用几个民主人士应付门面的事，当时都懒的做了。

        就是抛开中共的命根子：军队不提。四九年后，中共在中国也无疑是占绝对压倒优势的第一大党。民主党派当然会看到这个事实。民主党派并没有想争夺领导权，或至少是明白没有取而代之的现实可能，民主党派只是希望，“为了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做一个负责任的监督者。

        五七年的党鸣大放，帮共产党整风。我的祖父和储安平如果有什么区别，就是张东荪已经认识到，和共产党谈论天下，只能是与虎谋皮。而储安平，仍然是“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

        储安平成为了右派，他虽败犹荣。

        我仍然记得储安平六十年前的话：“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

        今天，我等待着，另一些不识时务的人，再一次说出，这自不量力的话。

                                                                      张鹤慈。 28，04，07 墨尔本

最后的穿刺：赫鲁晓夫看红卫兵、江青

            红卫兵——伊凡时期的恐怖御林军

     一个赫鲁晓夫符号地对立于“防修反修”、“红色江山”，据说本是红卫兵兴师之宗；另一个赫鲁晓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正是红卫兵轰轰烈烈的麾师所向，一往无前的使命所在。
     两个赫鲁晓夫之间：20世纪乌托邦世界畸形而暴烈的政治怪胎——红卫兵。

     所以法庭上的张春桥更抿紧着嘴。而蒯大富呢，听：一字一顿强调着“明白无误”四个字的同时，连声调似乎也提高了八度——当庭质证着：在中南海西门领受张春桥揪刘指令时，张当时虽未点刘少奇之名，但那口口声声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所指“明、白、无、误！”
     当年张春桥之所以出现在蒯大富面前，当然是他“明白无误”：蒯大富身后不仅是清华井冈山、首都红三司，还有全国近2000万红卫兵。
     蒯司令果然“明白无误”， “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标语传单次日即飞雪天安门、长安街，之后还“智擒”了王光美……
     谁指令着张春桥呢？
     当然“明白无误”！——尽管法庭回避，被告缄默，证人无语。
     不是吗？虽然等不及也看不到审判林、江了，但赫鲁晓夫十一年前就如此“明白无误”：
     “我想的主要是中国的一般学生与和青年，即所谓‘红卫兵’这些人并不比‘（沙皇）伊凡时期的恐怖御林军’好。”
     指令着张春桥的“沙皇”！对自身使命“明白无误”的红卫兵——“御林军”！却以走资派及其“保皇派”、以一切“牛鬼蛇神”为对立面——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最年轻、最狂暴也最怪诞的“御林军”。他们以恣肆丑化中国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们扭曲着自己：“广场上示众，头上戴着傻瓜帽，脖子上挂着牌子”……军黄色的怪胎们在“牛鬼蛇神”“周围跳着粗野的舞蹈”……
     红卫兵是怎么以这种暴虐的畸形，进入莫斯科郊外赫鲁晓夫视野的？

     其实，孤独的老人又哪能得知或见识北大6.18疯狂、皇家女中8.5血腥，江西师院8.11的暴毙，清华二校门的轰然倒下……？
     诚然，莫斯科大审判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死囚们的当庭自诬又齐颂英明在先，毛崇拜对斯大林的红海洋超越在后，赫鲁晓夫并不难想象或理解李立三、邓拓、翦伯赞们绝命书上那一声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之类；但他能想象张志新的咽喉、钟海源的肾、李九莲死后的贞洁吗？囚窗外贺帅渴接屋檐水，中国的赫鲁晓夫垂死时的体无完肤与白发拂肩，与出现在莫斯科大审判被告席上那些垂死、却保养得似乎看得过去的前中央委员们之间——这些似无可比性的比较，曾闪现在赫鲁晓夫的想象极限中吗？即使时光倒流回老赫天马行空的时代，他也绝无所闻、难以置信：普天之下竟有死于自费五分钱的林昭!……

     这其中好些应是红卫兵暴力之所不逮的了。而毕竟是见识过叶若夫神威的老人，赫鲁晓夫何须想象——

              在人民的名义下——红色恐怖网络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毛除了‘红卫兵’以外，还借助于武力。”“正象斯大林有个贝利亚一样，毛也有自己的刽子手，那就是康生。”“请想想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而斗争的名义下进行的！在人民的名义下，而且是所谓为了人民，中国人民有些最优秀的代表被流放、被监禁、甚至被枪杀了。”
     也有论者这样质疑赫鲁晓夫：文革中国的叶若夫不该是筑神坛以自重林彪吧，该是康生加谢富治啊。
     质疑者未必知道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叶若夫大清洗恶魔第二的历史定位，也忘了赫鲁晓夫可能从不认识谢富治，正如他无缘见识文痞姚文元。纵使广播中听到过，他也未必记得住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的宋彬彬的名字——这位七老八十、又住了半年医院的老人，勉力面对录音，甚至连彭真的名字一时都想不起来呢！四十年了，大洋两岸还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艰难地核证卞仲藴之死的真相——孤独老人当年虽绝无可能这样细节化，但是历史不应忘记：赫鲁晓夫凝聚着自己独特经验和人性情怀的文革刻录，几乎和文革同步！
     赫鲁晓夫遥远、密切、至死的观察中必有一种深深的悲悯，文革中国的暴力层次才会在他的口述中如此真切，如此分明，一一在录：
     红卫兵暴力——专政暴力——军管暴力——形同“流放”的再教育强制。
     这些深入每一个家庭、渗透每一个灵魂的暴力恐惧，被三忠于、四无限、红海洋的神权神威——意识形态暴力覆盖着、支撑着、结合着，难道不比伊凡时期的恐怖御林军或叶若夫的内务部严酷、严密十倍？

                     激将法——引蛇出洞

     “‘ 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
     列宁信徒的赫鲁晓夫，原来也是睿智的赫鲁晓夫，洞察的深处是不泯的人性：
     毛“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
     赫鲁晓夫回忆录始终拒绝沿袭中国的“反右”提法。所谓“百花运动”就是赫鲁晓夫对于“反右斗争”的特称。他不但拒绝移植“百花”，更深恶痛绝“中国报刊”1957年早春“鼓噪”的伪善。赫鲁晓夫让历史看清：政客对于思想着的人的暴虐对面，是政治家的诚实与悲悯。

      在生命的尽头，赫鲁晓夫又一次面对毛的激将法——引蛇出洞，我们也又一次面对政治家的诚实与悲悯，即使是对于红卫兵——恐怖御林军：
    “前面我已经解释过，‘百花’运动是最恶毒最奸诈的激将法。瞧，‘文化革命’也是如此。毛又一次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放得大大的，目的只是想毁灭那些他认为其思想和活动是有害的或无价值的人。那么谁是‘有害的’或‘无价值的’呢？自然是不同意毛的意见的任何一个人。”
     其实，文革“大民主”在任何横断面上，只能开毛一家之花，神园之花，血色之花。但“要武”教化、军管权争的大背景：旗手登高，文攻武“卫”是必然的；派仗一开，血流成河是必然的；不可收拾，东湖惊驾是必然的；领袖扪心，战略目标既逹呀，可红了眼的小兵不肯回营是必然的……伊凡虽恐怖，对他的御林军大概恩宠有加吧。而对于中国上帝，这是不可能的——“卸磨杀驴”是必然的！。
     就不例证王关戚了，蒯大富能说的就说了：他被恩宠的“狂飙文革”，只是两年。替他说完吧——以后就是长长的“替罪羊”岁月了，被“五一六”了若干年，又被“爪牙”了十多年。举凡文革十年，整人最烈属军管清队时期；抓人最多的，则数貌似忠厚、也自认“功莫大焉”的“英明领袖”；而所谓“拨乱反正”，不过“阎王高居庙堂中”，小鬼还得叩谢D大人不杀之恩罢了——最后这句好像也是蒯司令可说也说过的原话！！1957引蛇五十五万，文革被激将而出的何止百倍！当然，这个此起彼伏的毁灭或相残的过程是直到后文革才完成的。
    “我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本来就是野蛮人，但他们受毛泽东的驱使，变得野蛮了。(P427)”蒯大富们当然要为“变得野蛮“而付出代价，但最先惩罚他们的正是教唆他们的人，而后文革中国依然是神国！
     从这样的全过程看，赫鲁晓夫“激将法”——“引蛇出洞”、“百花”——文革的联想类比，是何等睿智的洞见！更是对歧路上的年轻人的悲悯。

                  上帝不变的恩宠——江青

    上帝不变的恩宠，也许只属于江青。
    这既获神权的默契守望，对于江青始于何时？林莉曾在浩劫之后回首：虚荣的江青，第一次见斯大林前，就当着她的面滔滔数落叮咛过她的刘少奇了，就盯紧了刘少奇夫妇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影片了——那还是建国前。毛泽东类比而生的斯大林情结及必然与之伴生的赫鲁晓夫情结，萌于1956，随国际共运引领权争而深凝；而与毛泽东对“中国的赫鲁晓夫”疑惧相纠集，至少当在江青三年磨一剑——《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前。

    按这样的权势脉络，赫鲁晓夫对江青的挞伐尽管严厉，略有片面肤浅之嫌：
   “毛已经堕落到了闻所未闻的地步。想想看，他竟会任命自己的妻子来负责‘文化革命’！有些人说他曾经是个有天才的演员，不管她有没有作为演员的长处，她反正开展了一场最最恶毒的运动来反对作家、作曲家、科学家、教员、评论家以及其它一切知识分子——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了中国文化这一名义下进行的。”
    “革命”由文化而政治，专政由意识而灵魂：这是上帝的旨意。而如果说，文革是现代中国延安以来造神的峰极，那么中央文革则是现代造神所依凭的国家暴力、红卫兵——“恐怖御林军”民粹暴力与意识形态暴力综合平衡至上至要的节点。神明之“明”正“明”于此：这个成败攸关的位置，当然非江青莫属。
     赫鲁晓夫特意在这样的节点上结束了他最后遗言的文革一节，显然是为着以“闻所未闻的堕落”来支撑他严酷的文革结论——这是不是远远超出他在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抨击了呢？——
    “依我看，所谓文化革命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场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反革命。”

李炜光：雪印心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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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炜光

外面静静的，但感觉得出，下雪了。     关上台灯，立于窗前，夜半赏雪，自是一番美妙心境。     蓦然想起书里说的一个故事，千余年前的那个夜晚，也是一个夜晚，天降纷纷扬扬的大雪。不过，那雪却是红色的。 ( http://www.tecn.cn )     公元五百二十年,达摩祖师因与梁武帝机缘不合，北渡长江，来到少林，潜心修炼。其时，神光和尚慕名拜师求法，也来到嵩山，但遭到达摩拒絕。神光没有放弃，达摩面壁九年，神光侍候九个寒暑，求学之志，执着异常。 ( http://www.tecn.cn )     一日，神光为了表示自己的赤忱，一直坚持站立于洞外，目光中充满了求知的热切之情。达摩像是没看见，理都不理。夜半，下起了鹅毛大雪。 ( http://www.tecn.cn )     神光终夜站在雪地里，纹丝不动，浑身上下全白，成了一个雪人，而达摩仍不为其所动，一言不发。     良久，或许是为了让神光死心，达摩沉声道：若天降红雪，便可收你为徒。神光毫不犹豫，戒刀挥起，刀锋落处，左臂断落，鲜血四溅，将亭前飞雪染成红色。 ( http://www.tecn.cn )     血的融入，使皑皑白雪有了生命和重量，虔诚和执着的精神之力超越了血肉之躯，冰封之门应声开启。达摩召神光入洞，传衣钵、授法器，取法名“慧可”。后来，慧可接替达摩，成为少林寺禅宗的第二代传人，被众僧称之为“二祖”。 ( http://www.tecn.cn )     为了纪念慧可，从此以后，少林僧不再双掌合十，只单掌于胸前行礼。神光当年屹立之处，建起了一间亭子，达摩命之曰“立雪亭”。又过了许多年，乾隆皇帝来到少林寺，有感于慧可立雪断臂的一片赤诚，挥毫写下“雪印心珠”四个字。如今，这幅帝王匾仍高悬于立雪亭门眉之上。 ( http://www.tecn.cn )     血红，雪白——清纯如雪，火红如血，情真意切，为求道人意志与决心的绝妙写照。故事发生在神秘的雪夜，有着极美的意境，千年流传，感动了不知多少痴心人。 ( http://www.tecn.cn )     立雪断臂体现的是人的真信仰的精神境界，是人对生命的永恒存在和至高无上的认定，是一种典型的抽象思维。按照哲学家的说法，人类只有通过种高度抽象的思维才能不断地趋向于永恒的真。可是，世代统治者对思想的钳制，使得中国人追求永恒真理的抽象思维能力逐渐丧失。像神光那种为追求真理而挥刀自残的“傻事”，不会有人再干。 ( http://www.tecn.cn )     从此，中国人的心中不再有永恒的神的位置。中国人可以在“指鹿为马”的皇权面前吓得簌簌发抖，却对至高无上的神缺乏敬畏感；中国人只为世俗的权力或金钱而战，只在玩权术、弄诡计、争权夺利的战场上迸发出智慧的火星，却不会为虚无缥缈的神流一滴血；中国人不会因为说了错话、办了错事而在神的面前真诚忏悔，却可以“替天行道”的名义实施对人民的残酷压迫；中国人也祭祀天地鬼神，但那不是信仰，只是为了求雨驱病而“临时抱佛脚”的一件有用的工具而已。中国人只相信“看得见”的，不喜欢“玩儿虚的”。 ( http://www.tecn.cn )     中国人不怕“神”，怕的是现实中的统治者。无论统治者杀了多少人，作了多少恶，中国人也从未试图改变自己对统治者的爱戴之情，更没有抑制一下自己对统治者“行善”的热烈期待。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统治者，包括自己的自由以至生命。 ( http://www.tecn.cn )     千百年来，中国人失去了求新知、求新思想的欲望、胆识和意志。一个曾经开创了儒家、道家、法家文化，与同时代的古希腊文化相比毫不逊色的民族，在文化上竟再难有寸进。看看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以及科学技术等多领域的理性知识的创造方面，我们究竟给人类留下了多少有价值的、让后人不得不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成就呢？有多少思想文化为其他民族所接受所借鉴呢？ ( http://www.tecn.cn )     如今，为求索真知而披星戴月、冒雪独行、挥刀断臂的故事就像老电影中的一个经典画面，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神光之后，再无神光。 ( http://www.tecn.cn )     披上衣服，推开房门，我也走进大雪中。暗夜深处，仿佛有一种力量在吸引、催促着我，要我去迎接那涉过午夜而来的古老精神的传导。 ( http://www.tecn.cn )     雪印心珠。

洛宾亲笔记录与三毛的首次见面


    在与老人交往的过程中，不能不问及老人和三毛的事情，但那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老人心中的痛。我小心翼翼地问，老人回答不多，常常沉思不语。因为当年演出时，老人特别爱唱那首他写给三毛的歌《等待》，所以我问及此事，也便有些来由。我后来在与海成会面聊天时，也数次说到三毛之事，海成特赠送我他撰写的《我的父亲王洛宾》，其中，有着他父亲亲笔记录与三毛的首次见面经过和感受：

             海峡来客


         一九九0年四月十六日

    是谁在敲门
    声音那样轻
    像是怕惊动主人
    打开房门
    顿吃一惊
    原来是一位女牛仔
    模样真迷人－－
    镶金边的腰带
    大方格的长裙
    头上裹着一块大花巾
    只露着
    滴溜溜的一双大眼睛

    用这支短歌，唱出海峡来客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们注视了一阵，客人开口：
  “洛宾先生吗？”
  “是，请进！”
   我把客人引进客厅，端水返回时，她正摘下礼帽，打开花巾，对着钢琴上的镜子一甩头，把弯蜷的长发披满了肩头，简直是神话中的仙女动作。当时我心中编了一段歌词，作为《掀起你的盖头来》的第五段：
        掀起你的盖头来
        美丽的头发披肩上
        像是天边的云姑娘
        抖散了绵密的忧伤

    （五月间，我把这首歌词寄到台北，她回信向我致谢，并夸赞我眼睛锐利，能把她生活中极小的动作，攫取来作了歌词。）

    当时精神集中在客人的鬓发上，竟忘记问人尊姓大名？还是客人自己做了介绍：
   “我是三毛，月前受台湾明道文艺编辑部的委托，顺便为你带来了稿费。”
    相互认识后，谈得很投机，相互谈着对方的作品，她问我：
   “一个人住在这样空荡荡的房间，有没有寂寞感？”
    我未作声，用手指了指钢琴，我反问她：“你到处流浪，不寂寞吗？”
    她笑着说：“流浪本身既为了排除寂寞。”

    我又端详了一下她的打扮，打趣说：“你是不是把乌鲁木齐想像成一个原始的牧场，街上来往的人都骑着马，年轻人的马鞍上都拴着套马绳？
    她笑着摇头不语。
   “那你为什么这身打扮？如果你的皮靴后跟上再钉上一对马刺，人们一定以为你是双手开枪的女牛仔呢！”
    说得她仰天大笑。
    我心里说：“真是一个热情、开朗、洒脱、无羁的女人！”

    她为我唱了自己的作品《橄榄树》，她的歌，她的声音以及感情都很美，我很快得想到；一个人唱自己的作品，容易唱得好，因为感情的表达，在创作过程中，已经下过很大的功夫。
    我也为她唱了一首狱中的作品----《高高的白杨》，并介绍了歌中的故事：一个维吾尔青年在结婚前夜被捕入狱，美丽的未婚妻不久忧郁而死，青年为了纪念死者蓄下了胡须。
    当我唱到“孤坟上铺满了丁香，我的胡须铺满了胸膛”时，三毛哭了。唱罢，我向她表示谢意，因为她的眼泪，是对我作品的赞扬。
    我问她：“是不是因为荷西是大胡子，你才喜欢这首歌的？”
    她说不是，是听了这首歌后，更喜爱大胡子！
    ……（略）
                             洛宾

               回 访

              四月十七日
    第二天到宾馆,忘记了房间号,只好到总服务台去查问.宾馆小姐查遍了五楼客人的登记表,并没有三毛,叫我到五楼自己去找,并高兴地向我道谢,我不解地问她,为什么谢我,宾馆小姐说:“两天以来，我们根本不知道台湾旅行团中有三毛，是您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您知道吗？我们这里一百多个姑娘，都是三毛的崇拜者，其中四楼的一个姑娘，还用三毛的作品治疗她周期性的忧郁症呢！”
    宾馆小姐的这番介绍，引起我极大的兴致，同时又很担心，三毛的真名泄露，会不会给她带来许多麻烦。
    在五楼，一位戴眼镜的小伙领我去敲门。
    门开了，三毛先向“眼镜”道了谢，然后引我走进房间，在沙发上坐定之后，三毛走向墙边打开了屋顶上的聚光灯，在灯光下站了一会儿，正像演员们在舞台上暂时的亮相。
    噢！完全不是昨天那位风尘仆仆的女牛仔，而是一位披着一头秀发的窈窕淑女，美丽迷人。是不是女人们装扮多变，使男子感到奇异，也是她们的一种享受。
    三毛提着长裙，轻微地摆动了两下，似乎等待我鉴赏，我却言不由衷地说了一句：
   “亲爱的作家，晚上好！”
    三毛为我倒了一杯茶，便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略）
                                           洛宾

    三毛在王洛宾家中

    当王洛宾走出宾馆时，三毛还在他的身后大声喊：“给我写信啊，回去就写，我到台北就能看到你的信了！”
    20天后王洛宾就收到了三毛的信。

我亲爱的朋友，洛宾：
    万里迢迢，为了去认识你，这分情，不是偶然，是天命。没法抗拒的。
    我不要称呼你老师，我们是一种没有年龄的人，一般世俗的观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尊敬与爱，并不在一个称呼上，我也不认为你的心已经老了。回来早了三天，见过了你，以后的路，在成都，走得相当无谓，后来不想再走下去，就回来了。
                              ……（略）
                             三毛      公元1990年4月27日


     现在，三毛给洛宾老人信，都保存在王海成手中，成为一段美好画面的见证。
     两位均已作古，我们赞美他们曾有过的友谊和感情。

最后的冷眼：赫鲁晓夫看中国造神

                    合上您最后的冷眼吧

    合上您最后的冷眼吧，赫鲁晓夫。

    ——虹桥专线上突然启动的专列，正在冲出死亡圈，也正在尖啸着冲砸中国神殿最厚实的基柱……

    是的，您不肯瞑目的“9.11”不是彼“9.11”。